因授权有法律授权与行政授权之分，从《行政处罚法》第24条规定看，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对应的省级建制单位有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民政府，甚至是省直部门，这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究竟指向何种主体？授权事项范围、授权条件的明晰也依赖于当地实际情况基层管理迫切需要能够有效承接等不确定概念加以判定。
当然也有概括性规定的排除条款，如《南通市行政执法委托规定》（2022年制定）第3条规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据本规定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简称受委托方）行使其行政执法职权。授权、委托是行政执法权下放的两种形式，相对集中、交办不是行政执法权下放的形式，派驻机构执法属于不具有法律效果的行政执法权下放。
行政执法权下放是行政处罚权下沉的上位概念。重点分析第一种和第二种进路：其一，在第一种阐释进路中，将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内含于行政执法权下放，是以对行政执法权下放的研究涵盖对行政处罚权下沉的研究。[31] 参见孔繁华：《授权抑或委托：行政处罚委托条款之重新解读》，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4期，第78页。当然，这里的法律是指广义上的法律，不仅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15]还应当包括规章。《吉林省行政执法条例》（1994年制定）第14、17、20、29-36条。
本阶段下沉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处罚权主要聚焦在县级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授权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及其相关的行政检查权、行政强制措施权。有观点认为，《行政处罚法》第24条兼具行政权能外部获取与行政权限内部转移双重结构的职权运作形态，应通过省级人大、省级人民政府的立法授权或省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授权方式来规范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转移。法律社会学、自然法学和规范法学的界限没有学者们分得那么清晰。
[7]我们发现，法律解释的各种理论恰恰证明了解释者能动性的存在。[39]陈兴良：《法学知识形态及其方法论》，载王亚新等：《法学进阶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因而，对于法律的理解还不能靠法官的直觉与感悟，更不应该找出一系列的德治、和谐等大词来冲淡法治。对待法律这种人为理性，法律人在解释的时候需要克制奉行：守望规则、尊重理性、克己守法，才能使法律解释成为约束创造与任意的方法。
[6]我们需要牢记的是：法律的法典化不是为了促成解释的必要性，而是要以简明扼要的明确表述，限制法官等法律人的任意解释。然而在伽达默尔看来，哲学解释学的确立使解释学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这种打破了主客观二分的思维方式致使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真正统一起来。
我们消解法治片面性的方式与西方不同，西方人使用一种似乎比我们更高一个层面的宽容来看待具体的案件当事人，比如说他们的所谓人文关怀更多是在立法中予以表达，但我们的立法总是显得刚性，但却在审判的时候把宽容能动释放到具体的案件中。在捍卫法治和保证基本权利实现的前提下，我们要防止有些人利用民意绑架法律。就理论法学界来说，西方法学的三大流派几乎影响着每一位法学研究者。两者都应该是根据法律进行的解释。
当今西方的法律人，尤其是高级法院的法官基本上是在各种各样的批判声中自主地解释法律的。[20]这实际上是说，不仅规范法学对法律解释结果产生影响，其他的法学流派如自然法学、法律社会学等都会程度不同地对其产生一些影响。在这个托辞之下，原初的规范被补充以弥补它的缺陷，它在使用过程中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规范。但这只是一般的情况，细节问题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法律具有内在的缺陷，这种缺陷只有通过运用一定程度的创新性自由裁量手段才能得到弥补，在成文法中，自由裁量手段称之为解释。事实上，即使我们不提倡中国化，学术与法治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自然法学又重新复兴，成了解释法律的主导性思想。离开法律的解释就不是法律解释，即完全脱离用语者，是为推测，而非解释。
[8]郭齐勇：《中国古代智慧的探索》，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页。的确，如果把法律解释理解为对法律进行模仿性的阐明，那么这一概念是正确的，但它显然始终从属于解释这一概念，而且‘模糊不清的法律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不确定的。[13]解释活动就是人的能动思维活动。把不清楚的法律说清楚，把相互矛盾的法律解释成逻辑一致的法律，这是法律解释的任务。漏洞不能通过解释被填充。如果说这种创造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创造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哲学上的创造，实际上是理解意义上的创造，只要是与文本稍有不一样的理解都属于创造。
法律解释是与法律的稳定性联系在一起的，法律越是稳定就越不需要解释与修改。法律原本就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形成人工秩序的工具。
[27]过度解释的另一个方面是法官的判断依赖所谓的民意。法律解释往往都是从字面解释开始的，至少是以解释的方式把文字含义说清楚为基础。
这一点提醒我们，对各种各样的解释性命题和理论，需要注意其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具有针对性。解释就像绘画一样，无法用数字来完成。
因为在这个时候，法官有没有能力进行高水平的论证并不重要，他们的决策需要的不是方法而是权力。我们认为，在创建中国法律解释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首要的问题就是重视方法论的解释学，把西方的分析方法与我们固有的整体性体悟思维结合起来，而不是盲目地跟着西方搞所谓的本体论转向。应该在个别中解释整体，在整体中理解个别。也许法治建设真正所需要的是宽容的克制主义和受到限制的能动主义，而这两种说法皆可称为温和的克制主义或能动主义。
只不过法律解释不是纯粹的依靠讲理来说服，而是尽量地说服，实在说服不了的也不勉强，法律有自身的强力系统。在这个问题上，多数法律家表示不能在松动法律的基础上能动司法。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法律对人思维的约束作用表现在何处？法治所强调的服从法律又该在何处表现？为了确保法律在解释过程中不丢失意义，为了使法治不再以解释的名义被毁掉，我们必须把解释的对象界定清楚。比如在法律缝隙中创造，在各种可能的意义中选择，在逻辑推理之外加进哲学的、社会学的方法，为论证判断的正确性引进伦理道德，这都是带有创造性的解释，但不是创造法律规范和法律命题，不应该脱离法律对解释对象的约束。
法律解释的其他目的可能因时而变，但把不清楚的法律文本说清楚是永恒的目标。解释学始终都在强调意义的各种可能性，认为对规则和解释手段的思考将直接应用于人们的解释实践，甚至解释学也可以被理解为一门以修辞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技术技能学问。
但从总体上说，把不清楚的法律解释清楚、把矛盾的法律解释成逻辑一致的规范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在这种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就是对事实的法律意义的说明。有法谚说：言语应常做广义解释。但那只是对那些无法说服的人来讲的。
对条文运用的权衡也是创造。‘解释也不只是在寻找立法者的意图，好像立法只是努力在法律制定者和法律执行者之间沟通某种意图。
众多立法者曾一度认为他们制定的法律无需解释，查士丁尼是这样认为的，《拿破仑法典》颁布初期的律师是这样认为的。我们缺乏自主性的理论，无论是所奉行的法治还是法学原理与概念都属于舶来品。
哈贝马斯认为，司法者在解释法律的时候会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向度：一方面，现行法律确保以国家制裁为后盾的行为期待的落实，同时确保法律的确定性。现在，很多人为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法学流派而惋惜。
